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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创业,做会打仗的技术咖他们是认真的 | 高能干货分享(2)

一手在研究全球领先的高大上硬科技,一手在算工资、抓团建干得不亦乐乎,如果你问一位技术创业者:

这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什么?

● 答曰:创业。

如果你问他这世界上最令人头疼的事情什么?

● 答曰:必须还是创业。

四月初,我们链接了从美国、德国不同国家归国的四位新锐科技创业者,来到__“无问西东——中国科技创业投资趋势”云做客,与红杉中国合伙人曹曦、红杉中国投资副总裁公元_一起聊聊他们放弃海外大厂机会、在红杉中国的陪伴下扎进国内创业大潮这一“痛并快乐着”的技术创业历程。

曹曦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投资人可以通过支持技术创业者来使得生活变得更便捷、企业变得更高效,对于有技术、有梦想的创业者,哪怕只是一个人、只有一个idea,红杉中国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办公场地、创业者课程等尽可能多的资源,支持他们去成就更伟大的事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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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为读者献上,鳄梨科技创始人& CEO陈龙、Graviti创始人崔运凯、思灵机器人创始人陈兆芃、数牍科技CEO宋一民有关技术达人归国创业的深度思考。

离开大公司归国创业每一天工作都令人兴趣盎然

陈龙 鳄梨科技创始人& CEO

去年9月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微软和Square工作过。赴美之前,我也曾在国内的百度工作过。虽然在国内外大公司都有过工作经验,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创业的道路。

以前做工程师的时候,视野大多聚焦在技术领域,但创业之后,我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个更全面的角色、从更高的维度上去深入理解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深深体会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这涉及到诸多领域。比如,企业往往希望招到最好的人才,用最先进的技术能力去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达到效率最大化;创始人需要不断思考公司的发展方向是不是对,产品是不是足够好,有没有跟客户沟通到位,服务和产品是否可以满足客户的真实需求等等。

这其中每个方向都可能是决定企业生死的重要参数,而做好任何一个都是相当困难的。但如果你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学习新东西,这些领域都会让人变得兴趣盎然。我非常享受这种每天都可以学习和接触新东西的状态,这就是创业大半年来最大的收获。

崔运凯 Graviti创始人

2015年,我作为早期成员加入了美国优步(Uber)无人驾驶部门,两年后成为部门的Tech Lead,但在这一年以后我选择离开美国,回国创业。

我最终选择归国创业跟当时优步无人驾驶团队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我加入优步无人驾驶部门的时候,整个团队仅有五六十人,但3年后我离开的时候,全职员工已经高达1500-1600人左右。我经历了整个公司高速成长的过程,也看到了它的变化。

当一个公司或部门在发展初期仅有50人、100人左右的时候,你作为个体可以有非常大的impact,你的决策可以帮助一个产品、一家公司选择更好的方向,而你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但当一个部门或者公司成长到1500多人时,即便作为Tech Leader,你也会越来越发现自己仅仅是1500分之一,你所能改变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少,而且随着流程越来越繁琐,可能会把很多创造力扼杀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所以,当我越来越确信可以通过技术和能力去影响更多人之后,我选择了创业。

创业给了你一个机会去影响更多的人,产生更大的impact。

陈兆芃 思灵机器人创始人

创业之前,我在德国宇航中心工作了多年,从事空间机器人的研发。现在,思灵机器人的工作也是在努力推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技术边界和产品极限。

谈到为什么选择从大企业、大机构里出来创业,这和我从事的行业息息相关。空间机器人是一个无边界的领域,它的发展路径几乎是无限的,创业会给我个人带来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支持我实现人生的梦想。

创业一年多来,我最大的收获主要有两点,首先,创业让我自己有机会在这个时代跟全球最强的人同场竞技,这是最有意思和最有意义的一点;其次,创业给我带来了角色和思维模式的转换。很多创业者都是技术背景出身,但技术思维和商业思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做好一个CEO,就是要“书生会打仗”。创业者不仅要做高大上的、最牛的技术,同时还要让一个组织高效、健康地前进。

宋一民 数牍科技CEO

创业之前,我在美国读书,然后先后在微软和Facebook共工作了10年,方向主要在云计算、大数据基础构架,广告领域的用户数据价值挖掘等。这段经历也最终帮助我确立创业的主要方向——隐私安全和隐私计算。

选择从大公司出来创业,主要是看到了隐私安全和隐私计算的价值在大公司很难完全实现。隐私计算技术落地之后,对企业间的协作方式、市场格局产生的影响巨大,但作为一个核心业务相对成熟的公司很难给予隐私计算和它价值相配的角色。因此我选择从大公司出来自己创业。

创业以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因为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执行层面,创业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改变,切实能影响到一个技术、一个项目的发展进程,这和在大公司里面孵化一个项目的经历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国内“水大鱼大”创业者在挑战中加速成长

陈龙 鳄梨科技创始人& CEO

陈龙:回国创业,我对国内创业环境有几方面的感受。

第一,国内的创业环境是“水大鱼大”,市场非常大,人口非常多,带来的机会也非常多。

第二,不管是市场、用户、投资人,还是政府,大家对于新技术、新业态非常宽容,接受度非常高。

第三,投融资领域非常成熟,投资人非常愿意去拥抱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商业机会,也会在投后给到非常多帮助,比如红杉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第四,竞争非常激烈,这个感受尤其深刻。一旦一个方向、领域或者技术的价值被确认以后,你可能很快就有几十家、上百家竞争对手,这就要求公司不停地去创新,不停地去执行。比如今日头条,作为全球最具价值的独角兽,他们依然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在寻求创新,不断拓展新业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如果你有想法,你懂技术、有好奇心,而且觉得work-life balance和理想、梦想相比也没有那么重要的话,回国创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一定要和红杉聊聊,你可能会收获一个梦幻开局。

崔运凯 Graviti创始人

崔运凯:在中美科技公司和人才异同方面,国内与美国的环境的确会有一些不同。

首先,回国之后我发现,我们的确有大量人才去了美国,所以国内创业者在吸引这部分人才时会存在一定的挑战。

其次,美国尤其是硅谷的科技公司盛行工程师文化:志同道合的人喜欢聚集到一起,不断深入地讨论技术问题,最后把技术做到极致。回国之后,我们发现国内有些科技公司常常喜欢打“人海战术”,人手不够就去市场上招聘,却对人才质量把关不够严格。这导致招来的工程师有些实际产出只有60分,勉强把一个产品做出来,但“会做”和“做得好”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差别最终导致了不同企业的终端产品给用户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体验。

所以在如何搭建团队、建立人才战略方面,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公司文化。之前在优步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优步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的公司。每次在搭建团队的时候,都需要想好整个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希望什么样风格的人和我们一起工作。因此在招聘时,面试官会对技术能力和文化风格做同样比重的考察。

Graviti也采取了同样的结构,对人才有两个考核标准:第一,你是不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会不会不断追问问题,促使大家不断深入思考,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自己的造诣和理解;第二,是否和我们志同道合,愿意接受挑战。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等团队成长之后,不是通过管理而是通过文化,使整个团队保有凝聚力,向着同一个目标发展。

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招聘上,创始人一定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动用手上一切能动用的资源。比如通过投资人的力量,我们在招聘人才方面经常得到红杉的支持。

另外,我们会通过朋友圈,通过自己的朋友,让他们把认为最优秀的人推荐给我们,之后花很多时间做线上线下的交流,说服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司。我相信公司的价值是体现在公司里的人身上的。当所有人都更优秀了,这个公司一定是最有价值的。

最后,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我的朋友给我的建议:Be creative(用创新的方法解决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

陈兆芃 思灵机器人创始人

陈兆芃:我是欧洲回来的,我主要谈谈中国和欧洲前沿科技创业环境的区别。

首先,中国对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思维的拥抱程度远大于欧洲,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区别。我现在目前在慕尼黑的街头打车,可能还要付现金,要跟他们讲说,现在用手机可以走遍天下,还有不少欧洲人觉得是黑科技。

以我们公司为例,机器人应用场景比较多,我们在医疗、制造都是已经在应用层开始发力。但是当时我们最初决定要做医疗这个领域的时候,不少欧洲大牛们的评价是:你们几十个人怎么敢做医疗?一年半之后,我们在中国已经成为通用手术机型的标杆型企业。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于这种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接受程度。

其次,在产业链上,中国的优势是巨大的,特别是技术和产品的快速迭代能力。同样一个产品,在德国做可能是以年计,在中国就是以月计,迭代速度的差距是巨大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做机器人领域,与技术迭代的速度、产业链的成熟度都是有关系的。

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链水平普遍精细化程度还有待提高。虽然国内很多产品的成本比欧洲要低很多,但质量上也存在一些差距。对于这方面的创业者来说,一定要做非常严密的质量管控。

当然这只是阶段性的,最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令人振奋的事情,比如一些核心零部件,国产产品已经能够替代一部分进口产品,质量差别已经缩小到一个较小的区间,而且成本也能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的产业链渐渐可以和西方的产业链达到互换的程度。

对创业者,我的建议是要找好同行的人,这个同行人里面可能包括你的投资人,你的伙伴,甚至是你的对手。投资人就选择像红杉这样的,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宋一民 数牍科技CEO

宋一民:在创业过程中,从一名工程师成为创业公司CEO,个人最大的成长是对CEO这个角色的认识。

CEO可能是一家公司的“最后一人”。公司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CEO的问题。这个角色使得企业容易出现一种现象,那就是如果一件事CEO不去做,那就没有人去做。所以探索出一种企业文化,可以不通过具体指令,而是通过组织架构的设定、激励方式、流程所形成的文化等方法来让自己对公司的理解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人,是一个早期企业CEO必须学会的课题。

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只做宏观思考,它可能会变得不落地。但是如果我们总是习惯于处理具体事情,就会让自己处于一直准备救火的状态。所以,我们以前在成熟企业当中获得的理所当然的东西,现在都要自己搞定,许多当时觉得不合理的流程也好,文化也好,现在都要试着去理解。

如果选择回国创业,我建议创业者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我们有很多人有海外经历,想清楚自己独特的优势是什么,以及这种优势适不适合国内创业环境,是不是当前国内的大环境所认同的。